七月中旬周日上午，我与尤尔根、伊丽莎白约在数学系主楼后的草坪见面。我们刚刚结束了对哈代-李特尔伍德圆法中一个技术性问题的讨论——关于奇异级数在特定模数下的渐近行为。
  阳光将大学的石灰岩建筑照得发白。
  “我认为关键可能在于对指数和估计中相位振荡的更好控制。”尤尔根躺倒在草坪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眯眼看向天空，“但那些三角函数的迭加……就像一群不听话的波。”
  “可以用范德蒙德行列式的性质来重新组织项，”我说，“减少冗余计算。”
  伊丽莎白坐在我们旁边，膝上摊开一本笔记，上面是她工整的推导。“我试过用切比雪夫多项式逼近，但在边界处的误差累积仍然……”
  “看，那里有只瓢虫。”尤尔根忽然侧过头，指向几英尺外的一片三叶草。
  那是一只鲜红的七星瓢虫，正沿着草茎缓慢攀爬，背上的七颗黑点犹如用圆规精确画出的圆。
  “它的运动轨迹很有意思。”尤尔根身体前倾，手肘撑在膝盖上，“你们注意看——它不是直线前进，而是沿着某种看似随机但又有周期性回路的路径。像不像布朗运动的简化版？”
  “布朗运动是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，”我指出，“而瓢虫的移动是离散步长的，更接近某种随机游走。不过它显然不是完全随机的，你看它会避开草叶的绒毛，遇到障碍时会转向。”
  尤尔根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铅笔，开始快速勾勒。“假设我们把草坪平面坐标系化，以瓢虫初始位置为原点，记录它每五秒的位置坐标。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点，能不能拟合出某种转移概率矩阵？”
  伊丽莎白轻轻合上书页：“那样需要假设它的移动是马尔可夫过程——即下一步位置只取决于当前位置，与历史路径无关。但你们看，它刚才在同一个区域绕了第三圈了，这可能意味着它有某种记忆机制，或者被某种化学信号吸引。”
  瓢虫这时已经爬到一片宽阔的草叶上，停了下来，六只细小的足稳稳抓住叶面。阳光照在它半球形的鞘翅上，红色鲜艳得几乎不真实。
  “那些斑点，”我凝视着那七个黑点，“它们的排列不是完全规则的六边形堆积，但也不是完全随机的。左侧三个，右侧三个，中间一个稍微偏离对称轴。”
  尤尔根凑近了些，几乎把鼻子贴到草叶上：“每边的间距……左边三个斑点：第一个距鞘翅边缘约0.8毫米，第二个距第一个约1.2毫米，第三个距第二个约1.1毫米，距鞘翅中缝约1.3毫米。右侧近似但不完全对称。这符合某种正态分布吗？还是更接近泊松分布？”
  “样本量太小了，”伊丽莎白提醒，“单一个体无法推断种群分布。而且即使我们能测量一百只瓢虫的斑点位置，我们得到的也只是现象描述，不是形成机制。”
  这正是问题有趣的地方。数学可以描述斑点排列的统计规律，但为什么是这种规律？是什么发育生物学的过程，决定了这些黑色素细胞在幼虫变态为成虫的过程中，会在鞘翅的特定位置沉积黑色素？
  以目前我的知识储备无法解释。我也从未看到过这方面的文章。
  尤尔根已经伸出食指，小心翼翼地向瓢虫靠近：“如果我们抓一只回去，用测量精确坐标，也许能——”
  “别碰它。”伊丽莎白轻轻按住他的手腕。
  尤尔根的动作僵在半空，他的手指距离那只鲜红的瓢虫只有几厘米。他扭过头，“怎么了，伊丽莎白？我只是想更仔细地观察它，不会真的伤害——”
  伊丽莎白放在尤尔根手腕上的手指没有松开，目光却柔和地落在七星瓢虫上。“让它待在那里就好。”
  尤尔根缓缓收回手，坐直身体，“为什么？它只是个昆虫。我们观察它，测量它，这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啊。林奈分类法不就是建立在观察和标本采集之上吗？”
  伊丽莎白沉默了片刻，阳光透过树荫在她亚麻色的发梢跳跃。她垂下眼帘，指尖无意识揉捻着草坪上一片草叶。
  “我母亲……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。我小时候，大概四五岁吧，有一次在花园里发现了一只七星瓢虫，和你一样，想把它捉起来，仔细观察，母亲看见了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把它放了。”
  她抬起眼，看向我们，灰蓝眼眸里映着夏日的绿意。
  “她告诉我，在传说里，七星瓢虫被称为‘圣母玛利亚的甲虫’（Marienk?fer），它背上那七颗黑色的斑点，象征着圣母玛利亚的七种品德：贞洁、谦逊、忍耐、爱心、服从、勤奋和慷慨。”
  尤尔根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反驳这种“非科学”的联想，但看到伊丽莎白认真的表情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只是专注地听着。
  “母亲还说，七星瓢虫能带来好运，是小小的守护者。如果你发现了它，静静地看着它，它会为你和身边的人带来庇佑。但如果你伤害它……就会招致不幸。她不是用恐吓的语气，而是很温柔地告诉我，要爱护这些弱小美丽的生命，因为它们也是造物的一部分。”
  七种品德——贞洁、谦逊、忍耐、爱心、服从、勤奋、慷慨。这些词汇被人类赋予了道德色彩，附着在一只昆虫的形态特征上，成为一种文化编码。瓢虫的斑点数量、颜色和排列，是基因、发育环境和进化选择的产物，与人类的道德体系毫无关联。
  并且这其中品德本身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“美德”。
  贞洁在可能演变为对女性性资源的控制规则；
  谦逊过度可能掩盖真实能力，在知识探索上阻碍对真理的挑战；
  忍耐可能沦为对系统性不公的默许；
  爱心若失去原则就可能滋生依赖或伤害；
  过度的服从可能演变为盲从，在思想学术领域导致思维僵化，在错误指令前是灾难；
  勤奋倘若用错方向是徒劳；
  慷慨若无节制则是资源的无效耗散……
  将这七种特质简单归类为“美德”，忽略了其情境依赖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。它们更像是特定社会为了维持稳定而推崇的行为规范集合。
  伊丽莎白目光再次投向那只已经重新开始缓慢爬行的瓢虫。
  “我知道，这些说法……不符合我们通常的数学或生物学逻辑。那些‘品德’，是人类把自己的道德规则投射到自然物上的结果。7这个数字，也更多是宗教和文化上的象征意义。我并不是一个像母亲那样虔诚的信徒，但我始终记得她说话时的眼神，还有那种……对生命本身的爱护和敬畏。虽然我不相信伤害一只瓢虫真的会招来厄运，但我相信，尊重生命、对未知怀有适当的敬畏，是好的。科学让我们理解世界，但这份理解，或许不该以粗暴的占有或伤害为起点。我们可以观察，可以思考，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。”
  “你说的对，伊丽莎白。”尤尔根觉挠了挠自己浅棕色的乱发，“保护生命本身，作为一条基本的伦理原则，确实比我们一时兴起的数据收集更重要。而且……强行把它带回去测量，它恐怕也不会配合，说不定半路就飞走了，或者因为我们笨拙的照顾而……那我们的数据就泡汤了，还背上‘伤害好运象征’的心理负担，不划算。”
  七星瓢虫似乎终于完成了它的探查，鞘翅微微张开，露出下面透明的后翅，然后“嗡”地一声轻响，它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鲜红短促的弧线，消失在远处的灌木丛中。
  一时无人说话。草坪上重新只剩下风吹过草叶的沙沙声，远处建筑的钟声隐约可闻。
  “看，”伊丽莎白轻声道，“它去寻找它的下一片叶子了。而我们……”她合上膝盖上的笔记本，“也该继续我们的问题了。关于那个边界误差的累积，露娜，你刚才提到范德蒙德行列式，可以再详细说说你的思路吗？”
  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回了数学。尤尔根也立刻重新投入，仿佛刚才的小插曲只是思维乐章中一个短暂的变奏。我们继续讨论，阳光在草坪上缓慢移动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我们的影子渐渐拉长。
  “我该回家了，尤尔根、伊丽莎白，我还要回家做饭。”
  “下周日再见。”
  我回到家，端着做好的牛肉和土豆准备来到餐桌，敲门声响起。
  “露娜，是我，爱娃·布劳恩。”
  我打开门，爱娃手里捏着一张淡金色的硬纸片。
  “露娜！幸好你在家。这个给你。”
  她将那张纸片递过来。我接过。是一张戏票，慕尼黑国家剧院的，明天晚上八点，剧目是瓦格纳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。座位在二楼前排包厢，视野绝佳。票面崭新，印刷精美，混合淡淡的油墨和男士古龙水的气味。
  “戏票？”我看向她，“哪里来的？”
  “今天下午你不在的时候，照相馆来了一位客人。霍夫曼先生的朋友，杜林·沃尔夫先生。他……他不常来，但偶尔会来和霍夫曼先生谈事情，基本上都是政治话题，有时候会顺便给店员带点小东西，糖果、或者说是电影票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今天他给了霍夫曼先生几张戏票，霍夫曼先生就分给了我们。我想着你肯定喜欢看戏，而且是国家剧院，席勒的剧本！我就跟霍夫曼先生说，露娜今天休息，她也是店员，分一张给她吧。霍夫曼先生没反对。”
  我捏着戏票。国家剧院，包厢票。这绝不是“顺便”的小礼物。糖果、电影票或许是，但包厢戏票的成本与这些截然不同。
  “这位杜林·沃尔夫先生，他是做什么的？每次来都送东西吗？”
  “具体做什么……我不太清楚，他好像很忙，来的次数不多，霍夫曼先生只说他是‘重要的朋友’。大概四十岁左右？穿着总是很考究，通常是灰白色或深灰色的大衣，戴着帽子……哦，对了，他留着一种有点奇怪的胡子，不是络腮胡，也不是八字胡，就是嘴唇上方很整齐的一小撮，下巴刮得很干净。”她努力回忆着，“送东西倒也不是每次，但这两次都送了东西。半年前那次是电影票，三个月前是巧克力。霍夫曼先生说他‘很会做人’。”
  “每次都是给所有店员？”
  “嗯……差不多吧。他人看起来挺和气的，说话也礼貌。就是……就是眼神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，好像总是在打量什么，看人的时候会停顿一下，像是在估量。”
  估量。这个词很精确。不是欣赏，不是好奇，是估量。如同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，或者一个变量的潜在权重。
  霍夫曼先生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者，他的“重要朋友”，在当下慕尼黑，身份指向性很强。即使不是党内要员，也极有可能是与之关系密切的商人、学者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。频繁向照相馆店员赠送超出寻常社交礼节的小礼物，这种行为模式不自然。
  可能是笼络人心，建立慷慨友善的形象，为更广泛的社交或政治网络铺垫；也可能是通过小恩小惠降低他人心防，便于观察或收集信息。
  “你明天晚上有空吗？”爱娃问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“我们一起去看吧？我还没坐过国家剧院的包厢呢！而且……我一个人去有点……”她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显，她既向往又有些胆怯。
  成本是一晚的时间，潜在的身份关联风险；收益是观察国家剧院观众的机会，维持与爱娃的良好关系，避免不必要的摩擦。
  但我并不想碰到和霍夫曼先生谈论政治的客人。杜林·沃尔夫很忙，剧院出现在剧院里的概率极低，其他的客人也有自己的工作或是家庭，出现在剧院的概率并不高。
  “好。”我将戏票放在书桌上，“明天晚上七点半，剧院门口见。”